过去数年，能源行业可谓是受到最为深刻洗礼的行业之一。地缘政治、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，都为世界能源转型和能源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。

俄乌冲突还在持续，这对全球能源市场有哪些长期影响？美国的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》会如何影响全球能源格局？中国是全球能源产业的枢纽和中心，全球能源市场变局会对其带来哪些挑战？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日前，在京发布的最新《bp世界能源展望》（下称《展望》）2023年中文版,围绕能源行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、未来的能源结构和企业的应对之道等问题作了精彩分享。

“中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能源需求具有重大影响。”英国石油公司（bp）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（Spencer Dale）接受包括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， “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比较强劲，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能源需求上看出来，例如，人们的出行明显增加。”

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系统有深远影响

本期《展望》探讨了在“快速转型情景”“净零情景”和“新动力情景”三种情景下，2050 年世界能源转型的主要趋势和不确定因素。《展望》将全球能源未来概括为四大趋势：油气作用下降、可再生能源快速扩张、电气化程度提高、低碳氢使用增多。

与此前的《bp世界能源展望》相比，本期《展望》将过去一年的两大历史事件纳入考量：俄乌冲突和美国通过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》。

《展望》显示，俄乌冲突可能会对全球能源系统的未来走向产生持续影响，加深对能源安全的关注，削弱经济增长，并改变能源供应组合。

“在此之前，当我和欧洲或美国的政府官员会见时都会谈论要脱碳，而且要加速实现净零，这几乎是俄乌冲突之前我们唯一的谈话议题。但现在议题变了。”戴思攀认为，俄乌冲突对能源转型产生了长久的、决定性的影响。“这个冲突成为西方的觉醒时刻，使西方人意识到能源转型必须加速进行，不仅仅要关注脱碳，还要关注能源转型的其他方面，尤其是能源安全和能源的经济性。”

他分析指出，历史上也曾发生数次能源危机，如1973、1974年，当时阿拉伯石油禁运影响了大多数西方国家，从那以后，能源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，石油在能源体系当中所占份额开始下降，并且再未恢复至之前的位置。彼时，各国都喜欢国家能源储备，法国重启了核能、核电站。再如，福岛核泄漏导致了能源危机，之后日本的能源发展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具体而言，俄乌冲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其一，人们更加关注能源安全。世界各国都希望减少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，从而改善能源安全，降低进口。其二，全球化速度会放缓。过去二十年的全球供应链格局面临重塑，各国将更加关注国内的经济弹性、（建设）较短的供应链。西方国家开始奉行所谓的“友岸外包”，国际贸易减少，因此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是长期现象。其三，全球能源供给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俄罗斯油气出口在下降后不会再恢复至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。

2022年8月，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签署立法，将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补贴，以支持电动汽车、关键矿物、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的生产和投资，其中多达9项税收优惠是以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作为前提条件。

“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类似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的政策出台？我个人认为是会的。”戴思攀直言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即使美国的法案已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所做的最大胆的一个规划，但大多数专家认为，这仍然不足以使美国实现到2030年碳减排50%～52%的目标。为了推进全球能源转型进程，还需要推出更多政策。其二，西方国家已认识到，能源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发挥作用，这点也增加了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需要。

今年3月，欧盟委员会公布《净零工业法案》，提出到2030年，欧洲的整体战略净零技术制造能力达到或者接近年度部署需求的40%。也就是说，在关键的零碳技术领域，欧盟要致力于将40%以上的制造能力留在欧洲本土。

“今天的世界和此前的世界完全不同，我们可以看到工业政策变得更为重要，尤其它能够驱动能源转型，在美国尤其如此。”戴思攀说。

中国脱碳的速度令人惊讶

根据《展望》，在低碳能源强劲增长、电力和运输行业脱碳以及煤炭需求大幅下滑的共同作用下，中国的碳排放在“快速转型”“净零”和“新动力”三大情景中均大幅下降。

在所有情景中，到2050年，可再生能源（包括生物燃料）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次能源来源。其中，在“快速转型”和“净零”情景下，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达60%；煤炭消费大幅下降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降至5%至20%；在“新动力”情景下，风能和太阳能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不到10%增至50%以上，甚至有可能提升至65%以上。预计，中国碳排放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，到2050年，碳排放量降幅将超过50%。

“国际能源组织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，风能和太阳能在中国的装机容量是美国、英国、巴西和印度总数的倍。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数字。”戴思攀评价说，“中国在脱碳领域的改善速度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都很快。”

戴思攀表示，中国非常关注能源安全问题，希望通过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，来缓解能源安全的影响。在他看来，此举一方面可以减少大气污染；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建立汽车生产工业基地、提供就业。同时，还能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。

随着全球对能源安全都愈发重视，在光伏领域，欧盟、美国等多国家都在扶持本土光伏制造业发展。

戴思攀直言，发展风电和光伏，可以通过发展制造业来解决问题。但风电机和光伏设备的生产也需要一些关键原材料。欧洲和美国也希望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。“如果其他国家担忧自身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依赖程度过高，那么这些国家就必须接受较高的成本，即便是自身生产成本过高也要接受。”

与油气等传统资源禀赋型的能源类型相比，光伏及风电更具制造业属性，从能源安全维度看差异极大。

“获得能源安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，这并不是免费的午餐。”戴思攀直言，所以政府要决定是否要承担为能源安全所增加的成本。其中关键问题有两个：一是关键的原材料、矿物质是否能够获得；二是可以建立本土生产企业，但生产效率并不高，因此会增加供应链成本。

“如果全球化进程放缓，供应链缩短，各国都将更加关注国内的能源供应韧性。”他直言，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，有很大的出口份额，这将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。

能源巨头的转型选择

全球能源转型大势所趋，油气公司进一步加快变革步伐。传统能源巨头能否成长为新能源巨头？

在戴思攀看来，这个问题毋庸置疑。

他介绍，bp有个清楚的战略目标，就是要成为净零公司——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目标。该目标包含三个维度，一是本身运营的排放达到净零；二是碳足迹，包括从地下开发的能源碳足迹也是净零；三是向全世界销售的产品也是净零。

为此，bp在2020年确定的五大转型增长引擎业务分别为：生物能源、便利零售、电动车充电业务、可再生能源和氢能。

在他看来，为实现上述三个净零，在很大程度上，bp必须在化石能源之外发展新的行业部门，包括低碳的氢——蓝氢和绿氢，同时还包括上游的一些业务。“我们会生产风能和太阳能，很多电并不是直接向市场、向家庭销售，而是在产业链中发挥作用，比如用来生产绿氢。风力发电、太阳能发电可以用来给电动车充电，因此第三部分是电动车充电业务。”

生物能源也是其中之一。据戴思攀介绍，bp大幅投资生物甲烷，包括在美国生产生物甲烷。同时，bp还会生产各种各样的生物燃料，包括可持续的航空燃料。“我们也会生产天然气，但必须加上CCUS（碳捕集、利用和封存）。bp会继续生产化石能源，但会实现净零目标。”

按照bp的计划，到2030年对转型增长引擎方面的投入将占资本开支的50%。而在2019年和2022年，这一比例分别为3%和30%。

如何在转型的同时维持较高的增长率，回应投资者的期待？

“这个问题今天与三四年前的答案完全不同。” 戴思攀直言，bp致力于转变业务性质，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开发低碳能源，尤其是要开发风能、生物能源、太阳能、低碳氢以及电动车充电业务，因此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。

戴思攀直言，在过去两年，行业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带来很大影响，如果投入减速过快而需求在增长，会带来经济方面的冲击，进而影响社会福利。因此，bp的选择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共同投资，“在近期，提供世界所需要的能源、化石能源，也要将更大的部分用于投资非化石能源，也就是未来世界所需要的低碳能源。”

“就bp而言，我们对氢能的前景非常兴奋，并进行了大手笔投资。我们毫不掩饰，希望成为氢能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。”戴思攀说，bp积极主动在世界多个国家投资氢能，包括绿氢和蓝氢项目。其中既有氢能生产投资，也跟客户一起合作刺激市场的需求。

（文章来源：中国经济周刊）